没有他，中国会变好还是变坏？
说袁世凯是近代中国第一枭雄，没有人有异议吧？反正讲晚清史，讲民国史，都要给他重重写上好多笔。今天，最爱君也来写两笔。
因为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太过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形象一直都一塌糊涂。看看中学历史教材怎么评价他：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实行独裁统治，企图复辟帝制。
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并在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是不是每一条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最爱君年少时觉得这些评价好客观，好中肯，答题默写出来都是满分，后来上了历史系，才有了一点质疑的精神：
他真的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是个窃国大盗吗？
他是个没有底线的卖国贼，为了称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吗？
最后，他的一生真的是“可耻的一生”吗？
问题太多，我们一条一条来撸。
先说明一下，这不是替袁翻案。给他翻案的人多了去了，轮不到我来，只是觉得有必要补充一个解读历史人物的视角。有些人读历史老有执念，以为非黑即白，其实，多钻研史料，多问个“为什么”，就会发现历史原来是“灰”的，非黑，非白。
窃国者？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是革命党在近代史上最好彩的一次革命，花两块钱中了头奖。结果几十天之间，南方半壁江山纷纷宣布独立，革命成燎原之势。
与此同时，10月27日，一直在“养病”的袁世凯正式出山，任清廷钦差大臣。5天后，他的北洋军就收复了汉口。到11月27日，连汉阳也攻下来了。
这时，北洋军已对武昌形成威逼之势，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岌岌可危。
可以想象，这是中国历史走向的微妙分岔口：袁世凯如果要做曾国藩，那么战争就像当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样，继续打下去。而且，袁世凯的胜算很大，他拥有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革命政权虽然三分天下有其二，然而同盟会控制的独立省份只有三四个，其他地区基本是立宪派阵营，到时倒向哪边还有一说。
最关键的是，打仗是要烧钱的，而南方政权很差钱。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在国际上几大金融中心绕了一圈，结果，一毛钱都没借到，两手空空来到上海。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告急，粮饷皆缺。孙中山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国库中仅有银元10块。
革命党这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并不想重复太平天国的命运。
汉口沦陷之前，黎元洪就给袁世凯去信说，如果他赞同革命，将来民国选总统，第一任大总统铁定是他的。黄兴也给袁世凯写信，极力吹捧他，怂恿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总之，都是在引诱袁世凯倒戈，推翻满清政权，拥护共和。
在这种背景下，战争停了下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启动。
议和还在谈着，南方这边却有点不厚道，说好了把总统位置给袁世凯留着，结果却猴急猴急地把孙中山选出来，先当了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很不爽，要叫停议和，直接开打。孙中山赶紧拍电报跟他解释，老兄不要冲动，我们只是想有个名义，好统一号令南方罢了，大总统之位迟早还是你的，我就是暂时代理一下下。
为了让袁世凯彻底放心，孙中山后来又作了一次明确表态：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孙中山）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袁世凯整个戏精附体，深情+恫吓，让满清孤儿寡母主动退了位。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临时政府阁员合影
孙中山如约提出辞呈，举荐袁世凯继任大总统。1912年2月14日，南京参议院十七省代表投票，袁世凯全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比此前孙中山当选多了一票。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
一片祥和喜庆的氛围有没有！
吊诡的是，当时力捧袁世凯上位的是这帮革命党人，后来说他窃国的，还是这帮革命党人。
这当然是缘于后来革命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革命党在他们的宣传体系内就全然否定了当初盛情邀请袁世凯当民国总统的往事。这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不是历史的真实。我们的历史教材却把宣传当历史，确实可笑。
多说两句：孙中山自己做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坚决主张总统制，等到要让位给袁世凯时，又令临时参议院仅花32天时间，制定了一部《临时政府约法》，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想把袁世凯这个总统当摆设。这样赤裸裸地搞双重标准，因人立法，玩弄袁世凯，连革命党内部人都看不过眼。
嗯，你孙中山是霸道总裁，我袁世凯就是Hello Kitty？
后来袁世凯与革命党发生那么多龃龉，根本原因就是革命党把袁世凯当猴耍造成的。
小结一下：辛亥之际，袁世凯与革命党合力促成了满清政权的和平转移，堪称中国版的“光荣革命”。没有袁世凯，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流血，多少人要受难。没有袁世凯，中国不会更好，只会更坏。
卖国者？
“窃国者”的头上，还顶着“卖国贼”的帽子。到大街上随便逮十个人，我敢保证有九个人会说：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此获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
问题是，袁世凯一直都是一个亲欧美者，他要卖国，也卖给欧美啊，怎么会卖给日本呢？这么明显的漏洞，反正很少人会质疑。
还有，袁世凯的发迹是从朝鲜开始的。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配合下发动政变，袁世凯当机立断，随机应变，一举平定叛乱，打击了日本势力，巩固了清政府的宗主国地位。因为这段历史恩怨，他对日本的野心有相当的了解，且终生以日本为假想敌。他又怎么会卖国给日本呢？
真实的情况是，一战爆发后，日本趁英俄德等国深陷欧洲战场无力东顾，决定抓住机遇，狠狠宰割中国。1914年9月，日本向德国宣战，然后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势力范围，包括胶济路及青岛、济南等。为了使这种占领合法化，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后来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共5号，其中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最严重的条款正是上述第五号，想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管理自己事务的实权，因此被国人视为“亡国灭种”的条款。北洋政府的外交家们都说，第五号“直以朝鲜埃及待我”。
日本威胁中国政府不得泄露条款内容，同时增兵南满，向山东、天津、福州等地调派陆海军，以武力向袁世凯政府施压。
袁世凯压力山大。他一度暗示要与日本一战。段祺瑞表示响应，积极备战。但鉴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两次战败后割地赔款的惨痛教训，袁世凯还是不敢轻启战端。
他在积极谈判，与日本讨价还价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柔性的策略进行应对。比如，在中日会谈之前，他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如顾维钧、陆征祥、莫理循等不同程度地将“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恶劣后果和性质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并利用报刊的传播在国内外形成反日风潮，从而借助外国力量与民众爱国热情向日本反施压。
最终，中日签署的修正案，与最初的“二十一条”有很大的区别，对主权危害最大的第五号全部被拒绝，许多条文也与日本最初的要求有很大的退步。这不能说是袁世凯政府外交的胜利，但因此说袁世凯卖国同样不合适。
实际上，中日交涉结束后，日本舆论对北洋政府极为不满，“以其所获不丰也”。
后来袁世凯搞帝制，日本强硬派认为机会来了，主张出兵干涉，大举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纯粹是捣乱，而不是帮忙。袁世凯通过“二十一条”卖国换取日本支持其称帝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现在回头看，袁世凯之所以不能完全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是中日实力悬殊造成的，即弱国无外交。在有限的空间内，袁世凯已经将中国的权利守到了极致。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对袁的此次表现评价很高，他在日记中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袁世凯则视此次对日和约为奇耻大辱，将签约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可以看出，袁世凯带着一个老大弱国，在国际社会上折冲樽俎，何其难也。他的痛处，之前李鸿章体会过，之后蒋介石也体会过。
换作别人，不一定比袁世凯做得好，但可能比他做得更坏。举个例子，革命党那边的主权意识很多都没有袁世凯强烈。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黄兴为了筹款，不惜以租让满洲为条件，要求日方紧急提供1000万元借款。由于日本陆军大臣的反对，这次“卖国”才没有成功。
小结一下：袁世凯应对“二十一条”时表现出来的外交努力值得肯定，在主观上，他亦并无卖国的想法，而且守住了底线。没有袁世凯，中国也许会丧失更多的权益。
称帝者！
在中国的语境下，在共和的潮流中，袁世凯最后走了这一步臭棋，就算之前他的一生再伟大，盖棺定论也就剩下骂名了。这一点，谁都翻不了案。
不过，他为什么要/会称帝，还是值得梳理一下的。
最爱君在前面已经埋了个伏笔，孙中山因人立法，意图在卸任前架空未来的袁大总统。袁世凯一上位，发现这总统当得真窝囊，不仅是“临时”的，还处处受制肘。他就有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想法和行动，不就玩法理、玩程序吗，谁不会玩呀？所以说，民国的参议机构、法律体系形同儿戏，从孙中山那会儿就肇启祸端了。
玩到后面，《大总统选举法》不仅规定大总统能够连选连任，而且连继承人也得由现任总统推荐，推荐办法是用“嘉禾金简”密藏于“金匮石室”。这实际上已将总统终身化和世袭化，跟皇帝没什么区别了。
既然如此，袁世凯为什么还要冒天下之大不讳去称帝？为什么非要穿那一身龙袍不可呢？当一个西装革履的皇帝不也很好么？
从后来的历史看，蒋介石传位给儿子了，邻国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祖孙代代相传，他们哪个又称帝了？并没有。
只要权力足够集中和独裁，不用称帝，伪装成西方民主制度也好，或者更先进的其他制度也好，都能用来为家天下的本质服务。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袁世凯没有称帝的需求呀。
再从袁世凯本人的思想经历来看，他也不是封建保守之人。反之，他称得上是时代的弄潮儿。维新运动起，他趋新，还捐款赞助强学会。清末新政兴，他也是带头人，不惜丢掉官位也要上书提改革。在山东，就把山东治理成模范省。在直隶，就把直隶治理成全国标杆。江苏人张謇不得不说，袁世凯“毕竟与人不同”，江南最发达的江苏，比不上他治下的直隶。
袁世凯的视野也明显超过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就举一条，他为使国产产品打开销路，进入国际市场，在当时就开办了国货展览会，参加了外国博览会。这么洋气的一个人，会死守着帝制不放，而不是向往总统制？
更何况，帝制就是在他手上终结的。他怎么会去重新开启它呢？
张勋这样的人搞复辟，几乎是必然的。但袁世凯称帝，真的没有思想基础。
所以，袁世凯称帝这件事本身是很蹊跷的。
历史课本常说袁世凯“帝制自为”，其实幕后不简单，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搞。曾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的辛博森说过，袁世凯是个老滑头，他不会不知道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当然也不会不知道，如果事情办砸了，自己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家庭的影响和那帮阴谋家们的声音实在太大了，到最后，他不得不同意跨出更远的一步。
这里面有几种因素值得一说：
第一，袁世凯本人的集权意念。在他当总统的年月里，深深感受到地方权力的崛起，中央根本号令不动地方，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表面统一、实则碎片化的状态，无法凝心聚力搞发展。
他的称帝带有私心，这点无法否认，但肯定也有一些公心，就是希望君主立宪制可以造成更大的权威，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用来削藩也好，用来对外也好，总之希望借助更大的集权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阴谋家们的表态拥立。民国初建，旧制度推翻了，但新制度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实质的好处，有些人的处境还变得更差。一些人开始怀念旧制度。别有用心的人遂利用、引导并放大这种情绪。
在国内，有杨度、严复、刘师培、梁士诒、张镇芳等“筹安六君子”“十三太保”，专门制造恢复帝制所需的舆论场。杨度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本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且使袁相信，恢复帝制不是为了袁氏一族而是为了统一全国的意识形态，这样更显得“大公无私”。
这时，美国那个古德诺教授也站出来捧臭脚。他认为中国更适合君主立宪的观点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算是给袁世凯称帝当了国际上的代言人。
于是，各省表态啊，拥立啊，劝进啊，都冒出来，充斥了整个舆论空间。偌大中国几乎只有一种声音，君主立宪救中国。不要说老袁招架不住这股拳拳劝进之热潮，就是再伟大的领导人也要顺从民意选个黄道吉日登极啊。
可见，主管意识形态的的那批人，实际上是把袁世凯置于火上烤的高级黑。袁世凯离世前的遗言曾经说过“他害了我”，不少学者认为这里的“他”指杨度（也有人说是袁克定）。
第三，有坑人的专家，还有坑爹的娃。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曾经回忆说，在我们家里，最热衷于这件事（指袁世凯称帝）的是大哥袁克定。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疾，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往来，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
袁世凯称帝前，北京城内出现了很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连妓女、乞丐都请愿要袁世凯登极，可见天下归心啊。其实，这些“民意”都是袁克定串通好了搞出来的把戏，蒙蔽国民，蒙蔽父亲。
后来袁世凯发现自己受到了长子的欺骗，于是大怒，将“太子”罚跪，用皮鞭抽打，并大骂其“欺父误国”。
至此，我们才能解释，有皇帝之实无皇帝之名的袁世凯为什么那么热衷徒具形式的皇帝之名。同时也说明，中国人就爱跟形式较真，却从不在乎实质。帝制，做得，但说不得。共和，说得，却做不得。想想蛮可悲的。
小结一下：袁世凯死于太“实诚”了，做个西装革履的皇帝多好，偏要穿龙袍坐龙椅，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是皇帝。这么典型的形式主义者，活该被骂。
但是，袁世凯死后，历史将证明他的重要性——
没有袁世凯的日子里，中国变得更坏了，地方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差，中国的地位变得更低。
一直到南方出了另一个袁世凯式的人物，才让中国有了稍稍上扬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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